黨的二十大提出：我國未來三十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是高質量發展，中心任務是實現新的現代化。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而計量是所有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的技術支撐，是國家基礎性制度的重要方面。計量，特別是大計量，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基礎性、引領性的重大作用。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一個非常迫切的舉措就是要確立計量強國戰略，優先發展大計量體系，用現代新型大計量為中國式現代化筑基尋航。

何謂大計量？
我國現代計量事業的開創者吳承洛先生在80多年前就曾指出：計量是標準的標準，是凡百事業標準的基礎，對于經濟、政治、社會、科學、民生、建設各方面，都有極密切的關系。計量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吳承洛先生的論述，已經具有大計量的特征。

這里需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在當下的中國，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個人還是社會，對標準的重要性、廣泛性的認知和重視程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食品安全、空氣質量、產品品質甚至社會治理等，都言必稱標準。在創新研究、成果轉化、國際貿易、現代化發展中，也具有很強的標準意識。但非常遺憾的是，絕大部分人對吳承洛先生指出的“計量是標準的標準”知之甚少，重視程度遠遠不夠，更談不上把計量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現代化的基石、人類文明的尺度這樣的高度。實際上，我國所面臨的高質量發展問題、現代化問題、社會治理問題、技術上“卡脖子”問題等，歸根到底都取決于計量的科學性、精確性和有效性。

極而言之，沒有計量的高質量和現代化，也就沒有經濟社會發展的高質量和現代化。原因如下：

1、計量是人類認知世界的基礎
大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笛卡爾、畢達哥拉斯等人都認為萬事萬物都與數量有關。瑞士大心理學家皮亞杰講過：人類認識世界主要靠兩大工具，一個是概念，一個是數量。同時使用這兩大工具，人類的認知才完整。例如溫度：我國歷史上，關于熱的概念詞組就有上百個，火熱、悶熱、酷熱、極熱、炙熱、燀熱、暑熱、高熱、燥熱等。但是沒有數量，沒有計量，人類永遠也無法確定熱的程度。直到18世紀初，科學家華倫海特、梅爾修斯等人發明了溫度計，人類才開始對溫度有了比較確切的數量、計量認知。從發生認識論的角度看，無論是個體人還是人類社會，對自然世界、人體自身、社會未來關系的認識，在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對事物數量的認知，是一種量的建構、分析、整合、計算、確認的結果，是對數據獲取、分析、計算、驗證的結果。正如尤瓦爾·赫拉利所言：萬事萬物其實都是一種算法。計量史學大家巖田重雄講：計量乃人類文明之母，文明始于計量。在5萬—7萬年前，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文明，就完成了十進位制數值法。世界現存最早的尺度，是中國三千多年前的牙尺、骨尺。古代中國文明是建立在計量文明基礎之上的。

2、計量是人類社會經濟演進的基礎
一部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計量史。人類在掌握了認知世界的初始個量、總量、復合量、數值進位算法、概念描述和數量分析后，對氣候濕度周期變化、光照變動、水土特點、動物馴養、植物栽培轉換等數量變化規律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才有了農業革命。在掌握了分工與協作、動力與效率、供給與需求等數量變化規律的基礎上，才有了以蒸汽機、紡織機為代表的工業革命。同樣，在對電力、電子、信息、基因等現代科技數量規律變化的認知基礎上，才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而以數字化、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革命，本身就基本上是計量及其應用的典型代表。

中國兩千年來文明的演進，其標志是秦代的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盡管兩千多年并沒有真正、完全意義上的統一度量衡，但古代計量的發展及貢獻，功不可沒。隋唐確立的科舉制，只講概念，不講數量，以至于流行胡適先生所說的“差不多先生”，則成了中國科技進步的障礙。

3、計量是科技創新的基礎與支撐
計量本身就是科技創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計量發展的高度決定著科技創新的高度。同時，二者又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人類計量史大體經過三大階段：經驗計量階段、實驗計量階段和數驗計量階段。在經驗計量階段，大多以人體、動物和自然物作為計量基礎單位，重點對長度、容積、重量、時間等基本量進行測量。例如，英尺是查理曼大帝腳的長度，約為0.3038米；英畝是兩頭牛一天翻地的面積，約為0.405公頃。這一階段的計量準確度一般在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在實驗計量階段，大批科學家走進實驗室，研制顯微鏡、天平、質譜、色譜、激光等高精尖儀器儀表計量裝置，并發展了電學、光學、力學、熱學、聲學、時間頻率、化學、幾何量等十大計量。計量準確度已達萬分之一到億分之一。數驗計量階段以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為基礎，計量方法從實物基準到數字基準，從物理世界到虛擬世界、生物世界、生態世界。以2018年第26屆世界計量大會為標志，用物理常數重新定義長度、質量、時間、電流、發光強度、熱力學溫度和物質量，使之成為用量子現象復現量值的7個國際計量基本單位。這是人類發展史上一次偉大的計量創新、計量革命，預示著人類量子化、智能化時代的到來。這一階段計量的準確度已經可以達到十億、百萬億、千萬億分之一的新高度。例如飛秒光梳技術(1飛秒等于1秒的1000萬億分之1秒)，用于超精密測量、頻率、光速、時間、空間標準、引力波和生物學、生命科學等，將會引爆新的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

計量發展史三個階段，每一次計量本身的創新都會引發產業、行業、科技、工業、城市、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從而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經濟發展。從瓦特到比特，從汽車到飛機再到宇航，從自動化到人工智能，沒有計量的創新、支撐、保障，也就沒有技術革命、工業革命。反觀由核聚變引爆的能源革命，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溫度計量的突破性創新。

4、計量將引領以可持續發展為標志的新型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有傳統意義現代化的內容，但更多的是以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為標志的新型現代化或后現代化。而新型現代化要靠新型大計量來引領、支撐和保障。首先，現代化的各項量化指標要靠計量，如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服務業比例、城市化、信息化、醫療、教育、人均壽命、民主化程度等，都要靠計算、計量、測量、驗證等方法來支撐，其基礎數據的取得、分析、追溯、使用也要靠計量手段。其次，低碳、綠色環保、生物多樣性等可持續發展要靠計量。計量專家楊平曾指出：在碳排放數量的數據準確度方面，如果不進行量值溯源和實時監測，只用傳統核算法得到的數據，不確定度或將超過100%。再次，人工智能、數字經濟要靠計量。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有價值的準確數據，人工智能的核心取決于算據、算力和算法。這些都離不開計量，特別是人工智能方面，要預防其帶來的巨大風險，使之可解釋、可溯源、可信賴、可預測，離開了大計量、數字計量將寸步難行。然后，科技創新、解決“卡脖子”問題要靠計量。譚久彬院士在研究光刻機、飛機發動機的計量問題時指出：面對百萬計的零部件，每一個零部件的尺寸精度和形態公差都必須達到納米級甚至更高標準。零件、部件、整機的各種數量參數精度、協同精度、組裝精度、測量精度、運行精度，都要靠超精密儀器儀表進行計量、測量、校準，使個量、復合量、復雜量、系統量更加科學、精準、可信、可追溯、可復現、可驗證，才能真正攻克難關。計量這個基礎天花板不解決，卡的不僅是“脖子”問題，而是“腦子”問題，因此數據、計量是科技的“大腦”和“靈魂”。最后，高質量發展要靠計量。比如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方向是有機農業，這已成為全球農業發展的大趨勢。但有機農業發展的最大障礙在于產量不高，這就要靠計量攻關，解決生物計量、生態計量、生命計量、農業投入品計量問題，用有機肥料、有機農藥、有機投入品、有機良種等新技術解決有機農業增產增收問題，才能保證農業在本源上的高質量發展。農業如此，工業、服務業、社會治理也都如此。

我國計量事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但與高質量、現代化的要求相比較，與發達國家水平相比較，還有不小差距。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國沿襲了蘇聯的小計量體制。在長長的計量鏈條中，只注重計量器具、基準、標準、標物這一段，把量傳、溯源、量值單位統一、量值準確可靠作為工作目標，而沒有把計量的根本目標-取得經濟、社會、生態最佳效能和最佳秩序放在計量事業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對計量定義的看法是：計量通過計算、測量、檢測等活動，保證計量單位統一和量值準確可靠，以支撐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最佳效能和最佳秩序。計量基準、標準、標物是算據，計量儀器、裝置、器具等是算力，計算、測量、檢測、驗證等是算法。現代新型大計量是以物理、化學、數字、生物、量子、星空、智慧等七大計量為基礎，以超高端、超精準、超范圍、超大量、超快速、超時空、超智慧為特征，以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效能化為方向的現代化計量體系。

因此，我國計量體制應當按照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對此我有3點建議：

第一，加快修訂《計量法》。重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效能化的大計量新體制。

第二，確立計量強國戰略。加快創新發展，加大人力、財力投入力度，力爭25年后進入世界計量第一方陣，成為計量強國。

第三，把計量效能、秩序放在第一位，明確主攻方向。管好管住法制計量，放開搞活實用計量，創新提高科學計量，大力發展計量校準市場，測量、檢測市場，海外國際市場。緊緊圍繞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綠色低碳經濟、健康長壽經濟，使大計量成為高技術.

作者：劉兆彬(原國家質檢總局總工程師、國家計量戰略專家委員會委員)